长治青少年叛逆期表现

中国曾有这样一所：它只存在了短短的8年多，却诞生了172位院士、8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、2位诺贝尔奖得主……它便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洗礼中诞生的西南联大。

80多年前，由北京、清华、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，吸引着一群中国学子跋山涉水，徒步3500公里前往云南继续求学。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求知，更是救国。2021年5月29日，纪录电影《九零后》将正式公映，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西南联子将通过大银幕讲述他们读书报国的青春记忆。

“九零后”与“90后”的心灵共振

在徐蓓看来，《九零后》就像一部“主演”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“青春片”。观众可以跟随镜头穿越回大半个世纪前的中国，跟着这群青年学子去听“史上最好的国文课”，陪他们一起抱着书本跑警报，看他们在炮火中读书、逃课甚至恋爱。“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，他们的十几岁二十几岁都会有共同点，那就是年轻人身上特有的那种不羁、狂狷以及青春的惶恐。”徐蓓深信，《九零后》能跟今天的“90后”甚至“00后”观众产生心灵共振，“现在的‘90后’的困惑，其实片中的‘九零后’在年轻时都曾经历过。就像我在听他们回忆时会联想起自己的时代，现在的生看他们的故事也一样不会有隔阂。”

从大师身上学习如何度过一生

徐蓓希望，那些对青春有着迷茫和惶恐的青年人都能看看《九零后》，“从片子里这些老人身上学习，或许迷茫就会少一些”。她说：“我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抵达每一个人的内心，让人们思考：我们的青春如何才能充满志趣和韧性，以及，我们到底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。”

【镜头后的故事】

王希季（100岁）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

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，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

我们采访王先生的时候，他96岁，但他每天还是会到他的办公室去上半天班。我们当时先拍摄了他在电脑前工作的镜头，然后我问他，能不能再拍您一个走路的镜头？他办公室前面有一条走廊，我想拍他的背影渐渐走远。当时一个他的小同事想递给他一根拐杖，但他很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我不需要。”

我一直记得，当时采访他的时候，他在镜头前非常柔和但也非常坚定地说出那句：“中兴业，须人杰。我就是想要做一个人杰。”在那句话里，你完全不会感受到任何的矫揉造作，你只能体会到两个字——力量。我想让大家记住他96岁的样子。

许渊冲（100岁）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

北京教授，翻译家，被誉为“诗译英法唯一人”

许先生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老先生，2017年我们采访他的时候，问他最近在忙什么。他说：“我现在正抓紧翻译，每天要翻译到凌晨4点。”在那栋楼里，他家的灯光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。我问他：“你还在追求什么？你已经得到了翻译界最高的奖章。”他说：“我要争取在100岁的时候把全本的莎士比亚翻译完。”

第二天我去采访他的同窗好友杨振宁。我说，你的同学许渊冲正准备翻译莎士比亚全集，杨先生说：“他是嫌其他人翻译得不够好吗？”这显然是他们同学之间才有的默契。

2019年我在北大再次见到许先生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——他的老伴去世了。但有一点没有变，他依然从早到晚在翻译。

许先生是一个特别争强好胜的人，非常纯真。我们在谈到他的很多同学的时候，他都表现得很不服气。我就问他，西南联大的学生里就没有一个让你服气的吗？他想一想说：“有，杨振宁。”

吴大昌（103岁） 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学生

北京理工教授，为车辆发动机专业建设作出贡献

我见到吴先生的时候，他101岁，每天仍沿着的操场走三圈。他家在二楼，没有电梯，但他可以自己爬楼上下。当我走进他的卧室的时候，他一下子就能从板凳上站起来，一点都看不出是个过百岁的老人。

我记得他的卧室非常简洁，当时桌上还摆了一本摊开的书，书名是《华为工作法》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看这本书？他说：“我以前对华为不太了解，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学习一下！”

杨苡（102岁） 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

翻译家，《呼啸山庄》译者

杨先生是一位女性，她最近几年很红，多年前翻译的《呼啸山庄》也被很多人重新提起。我个人很喜欢她，因为她非常睿智淡定，是历经了各种风雨但依然眼睛里有光的人。我有时候会一边看着她一边想，我们都是学英语的，我能不能在80岁的时候保持她现在的状态？

我们采访西南联大的校友时，发现他们大多居住在非常狭小的屋子里，有的甚至小到我们无法自由地展开拍摄。我的理解是，他们不是住不起，而是他们对于人生幸福的理解跟普通人不一样。杨先生家里也是这么一个状况，她住的房子还是1958年修的，两间卧室，屋子里到处都是书。她说学校曾让她搬，但她就愿意住在这儿。她每天就在那里，读书、看报、写日记，以及跟朋友交谈。

我们去杨先生家里采访的时候是中午，她正盘着腿在床上休息。我想拍下这个场景，但杨先生不准，因为她觉得自己在镜头前必须是正襟危坐、非常优雅的。我问她在听什么，她非常调皮地朝我笑了一下：“这是我的小快乐。”然后她把耳机递给我。我一听就激动地喊了起来，因为那首歌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电影《翠堤春晓》里的一首插曲《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》，它正好就是我们影片的英文名。后来我又在片子里加了一组杨先生坐着沉思的镜头，背景就是这首歌。

潘际銮（94岁） 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

焊接工程专家，中国焊接学科创始人之一

我们采访潘先生的时候他90岁，但工作比很多人都要繁忙。当时我跟他约采访时间，他说明天可以，后天我就要出差了。我一听头都“大”了，问他去哪儿，他说他在南昌那边有一个实验室，去完南昌还要去青海，所以他要去买飞机票。他告诉我们，他现在一门心思要做的就是“大事”。我问他什么是“大事”。他说，对国家、对工程有用的就是“大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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